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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敢在整理工作中有些许马虎，小到每个字词、语句的解释，大到全书的板式、装帧与彩色、红外图像的调色，众学者与编辑均多次交换意见，以保证这部大书能以现在的面貌呈现于大家面前。”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朱凤瀚感叹道。

由他领衔、集结北京大学历史、考古、中文等学科优势科研力量，并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潜心十余年攻坚克难而成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全五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5月27日在上海首发。在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专家纷纷表示，这批珍贵简牍文献的公布出版，为今人提供了关于秦代社会更加全面、生动的图景，对探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维系方式，总结相关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秦代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但由于存在时间短暂、曾推行焚书政策等原因，留下可供研究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2010年初，北京大学承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捐赠获得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秦简牍。这是继睡虎地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之后又一重大典籍类秦简牍发现，包含众多失传两千年之久的典籍，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研究秦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据朱凤瀚介绍，简牍入藏时是装在一个竹笥中，大多数简还保存着成卷状态，北京大学立即组织整理组对简牍进行整理，采用“室内发掘”的方法，仿照田野考古发掘程序，依照简牍堆积的层次进行编号提取。在多学科、跨单位研究力量通力合作下，通过十多年潜心整理和研究，完成了缀合编连和释文注释。

经整理研究，这批简牍包括竹简10卷共762枚（其中卷四300余枚简为双面书写）、木简21枚、木牍6枚、竹牍4枚、木觚1枚以及骰子1枚、算筹61根与竹笥残片若干，抄写年代大约在战国末至秦始皇时期。以往出土秦简牍以法律文书和实用工具书籍为主，北大秦简牍则涵盖26种不同类型的文献，涉及古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数学、历法、医学、文学、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丰富性和多样性实属罕见。

这之中，有以往未见到过的文学作品和大量反映社会生活的记录。比如，《公子从军》《泰原有死者》《隐书》《酒令》这四篇文学佚书，为研究散文、诗赋等多种文学形式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制衣》系首次发现的上古服饰文献资料，是秦代工艺书的珍贵样本。《教女》是以往出土简牍前所未见的以近似韵文的形式论述女德的文献，年代比东汉班昭《女诫》早了300余年，也是反映秦代妇女生活、家庭伦理的宝贵资料。这些文献充满生活气息，改变了人们对秦帝国的单调印象。

即便是以往出土秦简牍中见过的体裁与内容，仍然给予人们许多新的启示。例如，《从政之经》主要论述官吏自律、修身、宜忌与治民之术，属于官吏教育的守则，从文本内容编排与所用词语来看，可能是同类型文献中文本抄写年代最早的。《秦始皇三十一年质日》篇末记录了一年各月日夜长短比例，大致将一天分为28份，较之此前常见的日夜16分更为精密，具有重要的天文学意义。《成田》与《田书》涉及田亩与田租计算方法，详细记载了秦代“税田”与“取程”的方式，为研究战国晚期至秦代田亩、赋税制度提供了新资料。

《佣作文书》是记录工作与收入的记账文书，在秦简牍中罕见，是了解当时劳动与谷物价格的实物资料，也有助于认识这批竹简原主人的身份。《算书甲种》篇首的《鲁久次问数于陈起》阐述了数学在自然秩序与社会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价值，又构建了三方三圆、可能与“盖天说”有关的宇宙模型，既填补了中国早期数学思想史的空白，又具有重要的天文学意义。《道里书》系统记录了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路线，空船与载重船一天内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的里程，以及大量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地名，对了解当时的交通技术、时空观念与行政建制具有突破性意义。《病方》以祝由术为主，反映了上古时期“巫、医不分”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简牍字体书写年代集中在秦统一前后，恰好处在中国文字发展的转折期，有许多前所未见的新字形，对了解隶书字体的形成与演变很有意义。简牍中还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简册形式——竹简卷四包含300多枚简，其中绝大多数竹简正、背两面均书写文字，抄有十篇内容迥异的文献，各篇书体不同；竹简卷六《祠祝之道》则与一枚长度、宽度都迥异的竹牍合编。这两种现象在战国秦汉出土简册中十分罕见，丰富了人们对古人知识体系和知识记录、传播方式的认识，为研究古代简牍书籍的制作、流传和使用提供了实物个案。

在全方位呈现出土文献的信息，《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也为简牍整理研究工作开创了新的范例。这部书的第五册，即简牍的室内发掘报告。这是国内简牍整理研究中，首次附带完整报道室内发掘情况与相关研究成果的著作，对今后出土简牍的保护与科学整理有重要借鉴意义。比如，通过显微观察，发掘组在简牍残存的编绳中，发现了人体寄生虫卵，可知这批秦简牍出自墓葬。根据《道里书》的地域范围以南郡为中心，由此推测简牍主人身份可能为秦南郡地方官吏。

“没有各方面的支持，像这样的大部头、高难度的出土文献整理工作是难以完成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透露，《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作为《2024—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以及“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重点资助项目，无论是作者方还是出版方均非常重视。包括责任编辑毛承慈在内的简牍文献编校团队一直和作者团队保持沟通、紧密联系，对图版重拍、补拍多次，对稿件反复推敲，多次修正，书稿编校往返多达十数次，远超一般意义上三审三校的国家规定。

作者：李婷

编辑：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