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戎艺术学院

留学在线   2024-08-30 12:01:06

根据《忏悔录》记载,1749年,狄德罗开始主编《百科全书》,并邀请他的朋友卢梭负责音乐部分的词条。不巧的是狄德罗因出版《论盲人书简》得罪了教会,被关进范塞纳监狱。这让卢梭心急如焚,他几乎每天都去探望狄德罗。一天,在去监狱的路上,卢梭边走边阅读一本杂志,他发现上面有一条第戎学院的征文公告,题目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

卢梭把自己对这个论题的看法告诉了狄德罗,后者鼓励他写文章去应征。于是卢梭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他不是从正面回答,而是从反面作文章,论证“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无益于敦风化俗”这个观点。狄德罗看后觉得很满意,而伏尔泰则调侃说这是一本“反人类的新书”,在回信中不客气的讽刺卢梭“阅读你的书使人渴望四足爬行。”

《论科学与艺术》最终获得了征文大奖,它使卢梭名扬四海,却也是他被全欧洲人毁谤的开端,卢梭常将它称为“不幸的作品”。

《论科学与艺术》是卢梭的成名作

科学艺术与德行哪个更重要?

《庄子·天地》里有一个寓言,说子贡南游于楚,路上遇到一个老人在菜园里开畦,他不借助任何工具,单单靠人力来劳作,看上去非常辛苦。于是子贡建议他使用桔槔这种机械来提升效率,老人却回答说: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他认为使用机械会使自己丧失淳朴的本心,变得有心机,会败坏德行。子贡听后感悟很深,告诫弟子们说:“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卢梭同样有这种思想,他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丝毫无益于风俗的淳朴。作为一个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他的德行而不是才干,其中最基本的德行又是真实——一个真实的人胜过千百个投机分子。

在以美德为原则的共和政体中,民风淳朴而自然,人们之间没有那么多繁文缛礼和形式主义的客套。那时的人性虽谈不上完美,但人们却能很容易了解对方,没有各种礼仪的掩饰,每个人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尽职尽责、尽言尽力。人们在这种自然状态下,能感受到安全。作为社会基础的是身体的需要,而不是精神的需要,也就是《老子》说的“为腹不为目”。基于公民这种良好的德行与风俗之上,人们建立了稳定的政府与法律。科学与艺术对于国家来说,只是装饰的作用,公民的德行才是立国之本。

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们不过问国事,不关心政事,而是对专家、学者、作家、艺人、明星和偶像等趋之若鹜,推崇备至,那么这个国家也会随着德行的败坏而衰亡。卢梭说道:

“无聊的人们,你们做了些什么事!......养肥了一群建筑家、画家、雕刻家和戏子......公民们啊!......一个两百位有德行的人组成的大会,才配号令全罗马并且统治全世界!”

国家需要更多真实的、品行高尚的公民,而不是高谈阔论的学者、欺世盗名的专家、炒作出名的艺人以及无脑跟风的粉丝。分清这个主次矛盾后,卢梭进一步说明,科学与艺术经常会败坏人们的政治的德行。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科学与艺术对国家的危害

在卢梭看来,一个人首先得是良好的公民,其次才能做科学家或艺术家。一个国家首先得有良好的风俗做支撑,然后才能长远的发展。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科学与艺术常常会败坏公民的德行与国家的风俗,最终导致被外族征服。对此卢梭举了许多历史证据:

古埃及曾建立起人类最早的政治制度,可是自从他们变成哲学与艺术之母后,就不断的被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所征服;希腊人曾取得特洛伊和希波战争的胜利,但是在自然哲学与戏剧艺术兴起后,他们就被马其顿人和古罗马人所奴役;罗马人曾经享受共和国的宽容,然而自从奥维德、卡图里斯等放荡诗人出现后,他们就迎来了帝制时代;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在科学艺术的繁荣之下,国家却陷入了四分五裂。

中国是什么样子呢?卢梭说:

“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末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了。”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宋朝的三大科技发明、文化艺术繁荣并没有使国家避免被蒙古征服的命运;明朝的科学艺术远远领先于满清,似乎对抵御侵略也没有起什么用处。科技让人陷入玩物丧志,文艺使人感到萎靡不振,在腐朽的制度下,它们丝毫无益于风尚。

反过来看,在国家没有沾染科学艺术的虚浮知识前,德行便造就了强盛。斯巴达没有雅典的文化繁荣,却取得了伯罗奔尼斯战争的胜利;日耳曼人虽然野蛮落后,却征服了骄奢淫逸的西罗马帝国;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撒克逊人统治了英国,但他们除了勇武和贫穷外,并没有任何财宝。哥特人掠夺希腊时,所有的图书馆都幸免于难,据说他们要给敌人留下科学和艺术,好使他们荒废军事的操练而怠堕于安静的精神生活。

历史证明,沉迷于科学艺术,不仅会败坏个人的德行,还会腐化国家的风俗。科学艺术就像火一样,我们感谢它们为社会进步带来的便利,却无法通过拥抱和亲吻来回应这种恩典,因为那样会烧伤我们的脸。当全社会都沉迷于科学艺术时,不仅无益于敦风化俗,而且还会伤风败俗。

《论科学与艺术》

科学对个人德行的败坏

科学艺术是一把双刃剑,它们能造福我们的外部生活,却也会危害精神世界和道德责任感。

卢梭认为天文学产生于星象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物理学出于虚荣的好奇心,化学脱胎于虚幻的炼丹术。科技的改进服务于懒惰的本性,无形中助长我们的“机心”。

研究科学的人必然要有充分的闲暇时间,普通人为生计而奔命,并不会去计算黑洞的大小、宇宙的边界——这些知识对社会的发展作用太小,因而研究的人不宜过多。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去研究宇宙、上帝、灵魂、本体、天理和良知,却鲜有人去关心舆地山川、政治经济、风俗教育以及边防交通,这怎么会不导致懒惰的清谈之风泛起呢?

科学研究中所产生的谬误远多于发现的真理,游手好闲的夸夸其谈之辈也经常淹没了真才实学者。崇尚科学并不是要设立许多机构去养活闲人,这样会使我们丧失许多勤奋的公民。卢梭认为科学相比于社会治理来说是次要的,他说:

“从你们那里我们知道了......哪个星球上可能有人居住......然而请你们回答我:假如你们从未教给我们任何这类知识的话,我们是否因此就会人口减少,治理不善,不那么巩固、不那么繁荣或者是更加邪恶了呢?”

在卢梭看来,这种科学研究相比于公民的劳动来说显得是那么的无用,最后会在科学的名下聚集越来越来多游手好闲的空谈家。他们用空谈来代替德行,不知道高尚、正直、节制、人道和勇敢这些名词究竟是什么。他们在技术的名字下,不论是非、不讲道德、只谈利弊。有些人甚至站在宇宙的角度来藐视人类,仿佛他自己不是人,无需尽做人的责任。

艺术是奢侈的产物

在共和政体下,公民积极劳作、勤俭节约,为国家创造并积累了许多财富。因此,节约被孟德斯鸠称为共和政体的一大美德,而奢侈就是这种美德败坏的结果。当社会财富充盈后,人们产生“机心”,转变观念,认为可以靠竞争而不是创造来占有财富,这会使公民的德行败坏。卢梭说:

“可是当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的时候,德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古代政治家从不休止地讲求风尚与德行,而我们的政治家则只讲求生意和金钱。”

通过辛勤劳作创造的东西,我们会倍加珍惜;通过竞争掠夺的财物,我们则倍加挥霍。人们不满足于“为腹”,还要追求“为目”——追求精神生活,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也就随之而复兴。

艺术家生活在这种年代,他要想获得别人的赞赏,就得迎合世俗而创作,把自己的天才降低到当时的水平上去,并且宁愿写一些生前为人称道的平庸作品,而不愿写出唯有在死后很长时期才会为人赞美的优秀著作。——这样,连艺术家的德行都堕落了,他迎合了奢侈的趣味,这样一个虚伪的作者又怎么配得上做一个公民呢?

卢梭为什么反对科学与艺术?

《论科学与艺术》是卢梭的成名作,在后来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及《爱弥儿》中,我们都看到卢梭对文明的“敌视”,他的这种观点被称为“自然主义”。科学艺术助长了人们的欲望,使他们脱离自然状态下的自由,陷入文明的枷锁里。

伏尔泰在给卢梭的回信中说:“我同意你的观点,科学和艺术有时造成了大量的危害。”同时又批评卢梭享受着文明的成果却反文明的做法,认为他用写作文章来诋毁文学,就像马勒伯朗士利用自己过人的想象力来贬低人类的想象力一样,是不可取的。伏尔泰说:

“尽管邪恶的人践踏社会的快乐,我们还是忠于社会。”

他不认同卢梭逃避到乡间的做法,认为这种崇尚自然、反对文明是在开倒车。

其实,卢梭反对科学艺术是对当时法国封建专制的消极抵抗,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认为自然状态是平等的时代,之后才出现了贫与富、强与弱、主与奴三个不平等阶段,他虽然向往自然状态,但这是基于对主与奴这种文明社会中不平等的仇恨。他批判文明社会就像《老子》一样,向往另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他说如果没有奢侈,要艺术做什么?若是没有不公道,法理学又有什么用?如果没有暴君、战争和阴谋家,历史学又成个什么东西?这跟老子说的非常像,正所谓: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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