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

霍裕达，深圳技术大学创意设计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时兼任深圳技术大学设计研究院院长及环境景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曾就读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景观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专业。加拿大景观建筑协会会员（CSLA)，加拿大安大略省景观协会会员（OALA)。曾任职于英国和加拿大知名设计公司，多年来从事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低碳发展、海绵城市、智能化道路系统设计、智慧城市设计等领域。主持设计中国、英国、加拿大多项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城市智能化道路系统工程、生态景观修复等项目；编写《人性化街道规划设计指导》《低影响发展：雨洪管理规划和设计指导》等城市化发展和生态保护方面设计导则。曾获美国景观建筑师协会（ASLA）奖、美国缪斯设计奖、欧洲产品设计奖、多伦多园林协会奖等多个国际、国家级奖项。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通过设计手段来推动城市化的经济、生态、社会、人文可持续性发展。在高校任职期间，坚持教育是未来发展和创新之根基，提倡以“社会责任感、环境感知力、科技创新力”为核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型、体系化、复合型的设计人才培养教学模式。通过设计教育来树立未来设计师的专业素养、价值观、责任感和使命感，旨在为未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设计》：何为可持续设计观？可持续设计包括哪些方面？请分享下您对可持续设计的个人理解。

霍裕达：可持续设计观由可持续发展观衍生而来，1987年在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发展的能力”，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环境”（环境保护）、“经济”（经济发展）和“社会”（社会进步），并强调在实践中要推进这三个支撑点的平衡与协调发展。在这个基本概念下，可持续设计大致对应三个层面：其一，通过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推动环境保护；其二，降低设计的生产与维护成本并促进经济发展；其三，关切设计对使用群体的包容性并提升社会健康和福祉。

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相较于“环境”与“经济”，大部分领域对“社会”可持续层面的关注度较低。以我本人所处的环境设计专业为例，环境设计往往更多地关注物质环境的建造，在多数情况下社会维度可能仅作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补充而被忽视。所以，我对可持续设计的理解会更侧重于“社会可持续”或者说“可持续社会创新”（Sustainable Social Innovation）领域。当然，社会可持续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议题，早在2010年左右英国利兹大学、米兰理工大学等便将社会可持续概念融入了设计教育和设计实践的改革之中，澳大利亚的《环境设计指南》杂志曾将社会可持续性定义为：“确保健康社区能够维持多样化的社会关系，通过创建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性的地点以支撑福祉和社区归属感，并且涉及居住者对过程的参与”，其中地点（place）、过程（process）和人（people）是促成社会可持续的三个关键要素。

除了上述三个要素外，对社会可持续的认识，或者说如何推进社会可持续设计，同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动，我认为其中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与数字移动媒介正大幅度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日常生活和空间体验，甚至大数据与算法正重新定义空间的范畴与内涵。2022年底，大语言模型Chat GPT-4.0的正式发布彻底引燃了对生成式AI（AIGC）技术的热议，艺术类院校更是涌现出对未来设计教育、设计行业的诸多讨论与思考。其次，是“事件”，新冠流行病毒引发了“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最终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需求，这使得设计迎来变革与转型的重要节点。所以，基于“技术”与“事件”两大背景，具体说是AIGC和后疫情时代对人们行为与生活模式的改变，在这里我想要着重强调的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社会可持续设计三个要素：有关“地点”，除了物质的、实体的，还要考量虚拟的、数字化的，在“数字双生”的语境下，通过数字屏幕来体验公共空间已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此外，因疫情所涌现的居家办公、线上课堂使得人们对短距离的生活需求提升，例如Carlos Moreno的“15分钟城市圈”概念在疫情之后广泛受到关注。有关“过程”，以往强调居住者（用户）对设计过程的参与，如参与式设计、协同设计，但人工智能的出现，衍生了新的合作模式，即人机协作设计，在人机共存的语境下，人工智能的多模态发展能够辅助设计过程进行数据分析、素材整合、快速地生成概念与方案等，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人工智能推进设计程序成为重点。有关“人”：在社会可持续中，让弱势群体（儿童、老人和残障人士）享有公平的权力是关键，通过设计赋权则应让社群中的每个人都享有发言权、参与权，甚至是决策权。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涉及更加微观的感知层面，如人类行为数据、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等，这同样使得可持续设计对人（或者说人类空间体验）的论域有所拓展，从这一层面而言设计对人的关怀将更具包容性。

《设计》：深圳技术大学创意设计学院的教学特点有哪些？在可持续设计方面是否有所侧重？您个人关注可持续设计的哪些方面？

霍裕达：创意设计学院立足于深圳和国家创意设计人才需求，面向未来产业发展，充分发挥深圳“设计之都”资源优势，培养一流研究应用型创意设计人才。学院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强化校企合作和产学研融合，秉承“来自实践，面向应用，立足本地，放眼全球” 的办学理念，本着科学严谨，强化特色，丰富内涵，稳步发展的原则，突出“工匠特色”，侧重深基础、宽专业，重实践，培养适应未来数字化、国际化和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高素质设计人才。强化体验实践、学用结合、带着问题学习的教学体制，构建跨界融合、相互支撑的教学专业体系。为深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高质量的人才动力和人才资源，并为全国高等设计教育改革创新探索新路。目前已开设工业设计、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新媒体艺术四个专业，已建成数字快速成型实验室、多模态人机工效实验室等先进的教学和科研实验环境。

学院坚持“创意向善、设计为众”的设计价值观，倡导未来的设计师做向善的创意，为众的设计。我们的培养目标聚焦在“社会责任感、环境感知力、科技创新力”为目标的研究型设计人才培养，在课程设置结构上以“思维认知、审美视觉、专业技能、设计综合、交叉拓展、实践实习”做体系架构，同时学院推出了Super-Studio超级工作坊的特色课程，旨在打破学科壁垒、跨界创意融合，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可持续设计不仅仅体现在设计成果本身，更是对于培养未来设计师的基本素养要求，是一个从需求、设计、生产、如何通过设计手段来实现，各学科无论从尺度、材料、内容、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理念，探索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科技的和谐发展关系。可持续设计注重的是未来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需要从根本上融入设计的内核根基。我长期以来致力于在城市公共空间、生态发展、低影响发展、智慧城市发展等领域进行探索研究。结合我个人的专业背景，可持续发展于我而言是一个长久性的议题，不仅仅是在理念和技术层面，更加需要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意识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城市的发展需要持续思考人与生态自然的平衡关系，需要权衡“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否能够平衡人类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所产生的行为干预是否可以避免造成其他层面的影响？所以，作为设计教育从业者，我们不仅仅需要将可持续设计的理念融合到课程体系中，而且在引导的过程中更加关注可持续设计需求本身的变量。

《设计》：可持续设计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是什么？实践中多涉及哪些领域？

霍裕达：实际上，可持续设计因涉及多元的价值观，其定义往往比较宽泛和模糊，前面我提到的相关概念可以被视为可持续设计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但针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我还是想从社会可持续的维度来展开，在我看来，可持续设计应始终以关照人的“行为、生活模式”为原则和价值导向。在这个视角下，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与协同设计（co-design）作为社会可持续的一个分支具备关注“行为、生活模式”的基因。我们通常强调设计要“以人为本”，要“人性化”，这便涉及设计的主体性问题，其中设计师和使用者（用户）是主体的核心与两端。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或者说在传统观念里，设计却被视为从设计师到用户的单向输出，也就是说仅仅通过前期咨询用户的需求与意见来推进设计决策，在这一流程下所产出的设计成果很可能因主体间的认知偏差，导致无法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也无法形成良好的行为引导。而参与式设计与协同设计强调对这一思路的转变：即从“为人设计”，转变为“与人一起设计”，其间设计师与用户的关系是双向的、平等的，用户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到设计的流程之中，甚至可以把控设计目标并决策最终成果。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设计师与用户协同进行设计创作的主张，并不是要削弱设计师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而是希望能够提升解决问题与积极引导生活观念的成效，特别是在面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时，“共创”便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在今年10月9日至10月13日于米兰理工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设计研究协会联合大会（IASDR）中，便以“改变生活的设计”为主题，旨在探讨后疫情时代，人们生活方式发生重要转变，而设计在这些转变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以及设计自身如何进行更新与转型，足可见对“设计”与“行为、生活模式”的思考已然成为设计学科中的国际前沿议题。

对于涉及的领域，结合我个人经历来回答，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高校教师和学院负责人的实践，另一个是作为建筑师和设计师的实践：

在教育教学中，我着重探讨“社会可持续设计”与“行为、生活模式”的密切关系，包含两部分内容：首先，“观察与分析”，社会可持续设计强调对人们行为、生活模式的实时关注与分析，发现需求并解决问题；其次，“引导与改变”，强调通过社会可持续设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具备一定的社会和环境创新意识，并积极探索设计如何激发可持续的行为改变。从教学与培养人才的角度而言，上述内容同样是在学生成为设计从业者之前，尤其是在认知行业的初期阶段，培育他们具备人文关怀、责任感和创新理念至关重要的一环。所以，深圳技术大学创意设计学院在课程（环境设计专业课程）设置中强调融入参与式设计与协同设计，尤其注重将与环境行为相关的分析方法介入到设计程序之中，包含但不限于用户调研与访谈、物理痕迹分析、行为感知反馈、情感分析等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旨在更好地探讨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关系。此外，课程设置同样强调“真题真做”，区别于虚拟命题项目和假定的用户群体，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我们主张针对专业和项目的特殊性，与相应的研究平台、社会机构、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整合高校与社会资源，让学生在初期阶段便认识到，从设计构想到设计迭代再到最终的设计交付阶段，设计师需要承担怎样的实践责任，并且理解设计如何作为一种建设性活动积极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举例来说，我们学院开设的设计基础课－设计思维与表达，其中的《物灵之旅》课程成果展，探讨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人类如何与城市环境中的生态物种共处。学生们需要通过用设计思维的逻辑来发现问题并用设计的智慧来思考人与生态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我们面对的挑战与思考是探索“设计”与“被设计”的关系，思考谁才是设计服务的本质对象，是为自然？为其他物种？还是为人类本身？如何在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避免再创造一个新的问题。因此，秉持着这个思路，学生们在设计过程中不断地推演实验，乃至批判与反思。依循这一方式，设计程序可能并非完全是固定的线性过程，在与用户共创的过程中，设计程序会历经反复的实验、回溯与反思，甚至不断地试错，而相应地，通过课程学生也应具备较强统筹与协调能力，在我们看来，设计师不应仅仅是处理对象和元素，还应是协调者，负责联系和整合。

在设计项目中，其实我从2009年便开始关注可持续智慧城市（SCC）的研究与应用。受生态学理论的影响，起初我的侧重点在于可持续设计的环境层面，如低碳发展、绿色交通、海绵城市等议题，但近年来随着教育教学项目的经验反思，同时得益于国际交流中对可持续领域前沿话题的认识，我逐渐开始增加并转向可持续设计的社会维度，尤其是聚焦于公共空间范畴。此外，在2023年8月联合国发布的《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特别版》中，指出全球开放公共空间的使用率仍然很低，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该报告基于1072个城市的数据，显示超过75%的参与城市只有不到20%的面积专门用于公共空间和街道。这一比例远低于联合国设定的目标，即公共空间与街道的比例为45%-50%。可见目前对于改善公共空间的举措仍然不充分，未实现创建包容性公共空间的目标，因此即使“公共空间可持续设计”并非新兴领域，但尚且存有值得被探索与完善的地方。进一步地说，公共空间的社会可持续性强调以下几个主题：包容性、公平公正、生活质量、健康和福祉、文化资本保护等。其中，“公民参与”极为重要，也就是说，主张高质量的互动关系，强调在不同尺度与规模的设计中（从构思到施工后），通过反馈、体验、评估而循环进行的公民参与过程。在智慧城市（社交智慧城市）的语境下，将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ICT）和物联网（IoT）融入公共空间的设计实践，这种互动质量被大幅度提升，有助于维护人类和多元化的城市愿景。

《设计》：公共空间的可持续设计涉及哪些层面？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霍裕达：先分别对“公共空间”与“公共空间可持续设计”的概念进行简要说明。

首先，公共空间的空间类型涉及广场空间、线性景观、社区公园、街道空间、休闲区、滨水空间、公园以及游乐场等。除此之外，还包含相应的设施和服务指标，涉及公共卫生间、公共休息设施、水龙头、垃圾桶、灯光、婴儿服务、停车场、餐饮等公共空间设施。基于整体的环境观，还应涉及导视系统等行为引导内容。如街道空间涉及的空间品质要素（人性化尺度、各要素间的连接度、绿视率、可辨识度等），哪怕做一个局部设施都要对整体指标进行考量。其次，公共空间可持续设计所涉及的层面，一是基于上述空间类型而衍生的设计内容。需要秉持可持续设计的基本定义，并注重“环境”“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的融贯协调。其中，公民有效参与的协同共创设计、高品质的人性化设计是我本人着重关注的方面。二是在智慧城市的语境下跨学科与多主体的设计程序。包含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增强设计等，可能会涉及多个领域，例如城市规划、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等。

在上述定义下，我认为公共空间可持续设计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关于如何处理多主体、多学科的协作问题。像前面所说的协同设计和公众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及时获取数据与反馈，并保证信息的透明度和公民的知情权，以及综合与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多元需求；再如多学科的设计团队建设，如何尽可能地消除各专业间的认知壁垒、确保有效沟通等，均是在这个问题下需要我们进行处理的要点。

《设计》：现代设计师应当如何传承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设计？

霍裕达：中国在1995年便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经过将近30年的实践与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基于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举措，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坚持可持续发展，像基于中国地理和文脉特征的绿色“一带一路”共建项目等。而可持续设计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支，一方面，要依循国家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并反身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特色中积极构建本土性与在地性；另一方面，设计作为与人类行为、生活模式存在密切关联且积极介入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门应用类学科，应该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凸显创新创意思维，同样要承担起引导绿色消费观、提升公众可持续发展认识的社会责任。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同样需要合理地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合理意味着不能一味地照搬与套用，而是在兼收并蓄的同时要基于中国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构建切实可行的设计策略。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腹地辽阔、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就可持续设计的代表性国家丹麦和日本来说，如果将哥本哈根的自行车出行计划完全挪用至我国地形高差较大的城市，我认为是具有很大难度的，或者说需要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骑行文化才能有效推进；再如日本的藤泽智慧小镇也仅是一个承载1000户居民的试点项目，而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地区，智慧城市的运行可能需要更多维的感知、更强大的运算能力等等。换言之，我们在借鉴他国涉及低碳出行、循环型社会、智慧城市等范畴的优秀可持续设计案例时，要具备一定的批判与辩证视角。所以，我认为传承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设计，需要科学地审视设计中的“普适性与特殊性”问题。普适性意味着发掘相似性、共通性，像实地调研与现象学研究、整合设计与系统化设计策略等，此类方法对人群行为、生活模式的观察与介入适用于背景迥异的城市环境；特殊性意味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基于实践经验而因地制宜地进行设计。

《设计》：您如何平衡可持续设计和建筑设计的审美需求？如何在设计实践中践行可持续发展原则和目标？

霍裕达：设计的审美需求和可持续实际上并不冲突，两者之间是可以融合与相互促进的，能够创造出既富有美感又具备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在设计实践中我会遵循以下几种方法来践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目标：其一，整合设计，将可持续理念贯穿于设计流程的全阶段，尤其在设计初期便需要将建筑空间的美观性与建筑运维的可持续性进行综合考量，像墨尔本的议会大楼2号，根据深色吸热及热空气上行的物理规律，建筑物的北侧立面顶部设置了多个锥形的深色通风管道与风轮机，以此将室内的热空气带出建筑物，而立面设计同样兼具几何美感，实现了通风设备与建筑外观的高度统一；其二，材料选择与自然元素，选择具备美观性的可持续材料，墨尔本的议会大楼2号的西侧立面便使用了可再生的木制百叶窗，百叶窗基于被动能源系统可跟随太阳照射而自动变换角度。此外，像建筑物的垂直绿化、绿色屋顶，或是通过景观植被对建筑物的设备部分进行遮蔽等，此类将自然元素引入建筑体进行气候调节的方式同样能够增加美观性和宜居性；其三，社会问讯与公众参与，设计过程中同样需要考量社会对可持续设计的需求和期望，也就是说，设计师在对审美进行把控的同时，也要平衡公众审美。

《设计》：可持续设计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它如何帮人类应对未来的挑战？

霍裕达：我认为人工智能是可持续设计未来发展的方向。随着现代通信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在设计学科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人工智能可以解决诸多技术难题，并成为推进可持续设计创造性流程的工具。例如生成式AI（AIGC）通过自动生成或辅助生成，可以精简设计流程、提升创作效率和质量，且此类技术在灵感提取、素材整合等方面能够生成多种风格及跨界的融合的创意方案，以此激发创意和创造力。再如在城市可持续设计中，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帮助优化交通流量并减少拥堵，而机器学习则可以用于预测能源使用并优化建筑运维等。

但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人工智能同样为设计行业和设计教育带来危机。首先，是行业壁垒弱化、创作门槛降低，借助诸多开源的人工智能技术，哪怕是没有设计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基础的使用者，均可以实现效果可观的设计作品；其次，设计者的主体性、能动性被削弱，设计的内容、形式和风格等层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自身资源库或数据集的限制，容易导致原创性缺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已然面临着“人机共存”“人机协作”的数字语境，所以如何去和计算机、智能技术有效地进行协作，同样是未来在人工智能应用中会面临的难题。

而攻破这个难题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我们要意识到人工智能可以解决技术问题、精简设计流程，但人工智能并不是决定或判定设计结果与设计价值的唯一依据。我们要强调人工智能的工具性、辅助性，而不是主导性，我们要寻求人与智能技术在协作中的合理阈限，更要积极维护人类在干预人工智能中的关键角色。

《设计》：国际上有哪些可持续设计建筑景观设计案例值得学习借鉴？

霍裕达：我想主要围绕两个案例来进行分享。一个是丹麦建筑师、城市规划设计顾问师扬·盖尔（Jan Gehl）所主张的人性化城市实践。他对城市设计的开创性举措始于哥本哈根。出于对20世纪50、60年代汽车交通系统涌入城市建设的批判性思考，扬·盖尔认为汽车虽然提升了出行效率却极大地降低了公共空间的使用品质，而出行这一概念应该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城市应该邀请“人”而不是“车”，所以他进行了一系列以“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为主题的现象学研究，例如通过“绘图”标记人群活动的数量、类型和地点；通过“寻找痕迹”观察街道上的垃圾、草地的泥土等来补充城市生活的细节；通过“记录追踪”阅读人们在特定空间中的活动路径等等。在这个方法框架下，人的行为、生活模式是首要的，其次是空间，之后再是建筑物，也就说城市愿景是基于人的维度、人的福祉而展开的。（图1 设计过程分层图）

1/ 藤泽小镇建设现状

依循这一方向，同时归因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哥本哈根开始有意识地增加并完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路网建设，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机动车停车位开始逐渐减少、街道增加更多的活动、休闲和文化空间使人停留，正如扬·盖尔所言，这是一种“邀请”，邀请公民步行并享受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至2005年，自行车占据了哥本哈根37%的城市交通、至2016年超过69%的居民选择用自行车通勤，哥本哈根成为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典范，并预计于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座碳中和城市。（图2 哥本哈根的城市生活）可以说扬·盖尔创立了一个从人类行为、生活模式对公共空间进行切入研究并且介入改变的有效范式。这也揭示了极为重要的一点：设计是行为、生活模式改变的重要驱动力，同样是我本人非常关注的。可持续设计的长期性和有效性需要科学的引导、合理的限制，就像扬·盖尔通过渐进式地创建无车公共空间，潜移默化地改变居民的习惯与观念一样。此外，哥本哈根的成功同样得益于城市使用方式的系统化重建，也就说对骑行的倡导不仅仅体现在路网的规划中，还包含自行车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自行车租赁机制的普及与便捷，以及政府部门对自行车的管理规范等，以此来维稳并提升居民对骑行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类似的系统化重建案例还包含废物处理领域，如纽约高线走廊的气动废物管理计划等。

2/ 哥本哈根的城市生活

另一个是借助数字孪生技术的智慧城市实践。以日本的可持续智慧小镇“藤泽”为例，藤泽原本是隶属于松下株式会社的废弃工厂区，2007年新能源技术的突破与发展使得藤泽成为具体的试点对象，小镇预期承载1000户家庭，强调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并落实于居民的实际生活之中，至2018年松下联合19家企业参与了社区的建成与管理。小镇总体设计由三个层面组成：智慧生活方式愿景、智慧空间设计和智慧基础设施创建，其中，确保居民生活方式的舒适度与幸福感是首要的，且可持续性的实现由五项服务（社交、出行、能源、安全、健康）和九个概念（饮食、保持健康、工作、学习、娱乐、生活、培育、连接、聚集）作为支撑（图3 藤泽小镇建设现状）。与哥本哈根类似的，藤泽同样主张绿色的交通运输和出行方式，并以设计的手法介入到公共空间和居民的日常生活体验之中，像在每个停车位安装充电桩、推行共享电动自行车、可视化的能源系统等。藤泽小镇这种智能化与人性化的融贯协调是我推荐这个案例的重要原因。在智慧城市语境下，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扬·盖尔所主张的“城市观察”提升至精准监测和精细化管理的维度，相较于需要人工去进行的现场调研，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固定和移动的感知设备获取人群活动的实时数据，并借助计算机发掘规律和分析问题，从而进行科学合理的策略指引。

3/ 设计过程分层图

就此我还想简短介绍下McGregor Coxall设计事务所为伦敦金融城街道空间（Cheapside）提出的“智能地毯”（Smart Carpet）设计方案，设计师在公共空间中设置了由智能模块铺装而成多功能系统，支持能源创造、互联家具、照明显示和感官识别（图4 空间使用场景），“智能地毯”这个项目创造性地将街道塑造成为一个高度灵活和数据驱动的多动能场域，以此激发社交活动、管理公共生活。虽然这个方案尚未落地，但它确实是一个合理可行的智慧街区愿景（图5 功能模块节点示意）。

4/ 空间使用场景

5/ 功能模块节点示意

此外，近年来随着人文地理和数字人文领域的发展，除了物质化、实体化的公共空间介入外，学界同样开始通过数字技术捕捉城市意象与文化内涵，像新媒体艺术理论家列夫·曼诺维奇基于谷歌街景图像、Instagram和Twittert社交平台发帖等数据，对纽约百老汇大街进行研究，创建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城市街道空间的视觉隐喻（图6）；斯坦福文学研究实验室基于众包数据集，分析并绘制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伦敦情感地图（图7）。这些研究基于我们以往熟悉的城市平面和地理信息系统（GIS），但更多地往社会与文化维度延伸，同样值得设计学进行跨学科的借鉴与学习。

6/ 百老汇大街的视觉隐喻

7/ 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伦敦情感地图

上述的案例分享，总体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历经时间沉淀与印证的经典可持续设计案例，另一个是融合数字技术的新议题与新方向，提醒我们需要在审视当下的同时，也要学会回望历史并展望未来。

《设计》：可持续设计的发展演变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为可持续设计提供了哪些新的方法和路径？

霍裕达：我认为新材料和新技术对可持续设计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先从新材料来说，材料创新是环境可持续的关键驱动力。早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建筑师们便因混凝土的生产过程会产生温室气体，主张使用由生物纤维和矿物粘合剂制成的汉麻混凝土，直至现在研发并推行环保可再生材料依旧是空间建造的关注点之一，像纤维水泥、大豆填缝剂、油毡地板等材料的应用已经得到普及。而除了上述这种材料研发，对新材料的理解还应包含对废弃材料的创新性利用，像荷兰阿姆斯特丹的Wikado游乐场，就是将5个废弃的风力涡轮机叶片进行重新切割与喷漆，最终组成了供儿童游玩的滑梯、隧道、瞭望塔等设施。

其次，新技术在可持续城市设计中的最大优势是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创造更高效、更富有弹性的城市景观。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同样为可持续设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比如说在智慧城市领域，智能交通系统可以优化交通流量、减少碳排放；智能电网系统可以优化能源的使用与分配，减少日常生活中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和依赖；智能废物回收系统则可以使用传感器与数据分析监测垃圾箱内的废物水平，并规划合理的回收路径、促进循环经济。再如可持续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像新加坡推行的“摩天大楼绿化激励计划”，预计到2030年打造200公顷的绿色屋顶，同时投建绿色走廊网络，以此改善城市热岛效应、降低雨水径流。

此外，借助在线调查、移动应用程序、社交媒体和众包数据平台等，新技术的出现一方面提供了公众参与塑造城市环境的多维途径，能够推进更具包容性和民主的设计决策；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可以更加有效地收集实时与多样化的公众反馈，推进协作与共创，同样有助于政府与公民间建立信任机制。